*与《黑河》成对咯。

*逃离。逃离。逃离。


收到服务商“欢迎来到南安市”的消息,绝不能称作幸事。他们不会给背井离乡的人提供免费流量。我坐在回上海的列车上——我不该用“回”,也绝不会说自己“来自”上海。在任何地方,这么说都是要被亲戚判刑的。

其实,我很怕亲戚们骂我。每次聚会,我总是拿着手机挡着自己。屏幕上花花绿绿一片音符,我沉浸在游戏的妙处中,快活得把亲戚的话当耳旁风。他们便更大声了,仿佛要抓我的把柄——但你怎么可能抓到一个废物穷学生的把柄呢?所以大多数时候,对话都是以一道悠长的“唉”结束的。

发声的那人通常是母亲。见她发言,我便知道那群人再耀武扬威,也不可能长久。我最嫉恨的是那句“男人怎么能没有自己的事业,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默默付出的女人”。我又没有女朋友,也不想和马云一样。我腹诽连连,却依旧把手机挡在视线前,恨不得钻进去。

在南安市,家长把小孩送进私立幼儿园、重点小学、首位的初中、示范性高中,然后期待他们考出这个破地方。我曾经是他们的一员,而且是干得较为成功的那种。每个人都想逃走,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。上海显然不适合,我在这里累死累活,每天都要吐血似的过日子。

我非常清楚他们骂我的理由。借着寒假的机会,我半真半假地留在了南安。要知道,站得越高,氧气越少;风景多好,都是空旷的——这是我的借口。亲戚们不听。留在南安的都是垃圾!——更正,不包括他们。默认命运极其残酷。

从中部逃到首都过着北漂生活的人,恐怕会理解我的居心。我十分怨恨“逃离”的观念,它荼毒了我一辈子,但无论逃到哪里,我的细胞、血液、呼吸都来自南安。它们烙在心底,如影随形。

比如,上海杀死了身而为人的我——

上到大二的某一天,我一如既往走进教室。我用我的熊掌打开了教科书,发现自己忘带了笔记,便问旁边高马尾的同桌借。我们时常借对方东西,她也是少数搭理我的人。她很惊恐。有些人一惊恐起来,眼睛就瞪得很大。我看见到了我的倒影。她的眼珠里住着一头熊。而站在她面前的人只有我,那熊必然只能是我。

我才知道我不是人了。现在我是一头熊。熊的世界里人是猎物。教授说:“同学,你坐下好伐,要上课了。”他讲话带沪语口音,可熊怎么能分得出方言?我像室友一样瞪大了眼睛。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。是B。B是出色的生意人,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下课见。

当然,束手无策的我照办了,站在男厕所边吹口哨。

B也不是人,他把我拽进隔间,现出了牧羊犬的原型。原来我们都不是人。他解释,当你“不想做人”“好想死”的意识过分强烈,就会变成这样。只有关系亲密的对象方可察觉,所以教授并不知道。B告诉我,他们有个委员会,专门管我们这种家伙。

我问:“这病可愈吗?”他深深地看我。B沉默地看我。一只比你矮的狗,偏要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,可笑得很。身为熊,和狗本不是仇敌,于是我静下心来,又严厉地问到底有没有。最终B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科学力量去研究复原术。

我想,小熊维尼住在森林里,帕丁顿熊住在英国城镇,却还没有像我从人变成熊而且还活在上海的中国熊!没有人知道当熊好还是不好,那为什么我要执着于人类之身呢?反正我有身份证,有支付宝,还可以可以登淘宝天猫,这就完美了。毕竟有的网购不需要你签收。

这些话我自然没告诉B。分离前,他皱了皱鼻子,抱怨上海的花粉症,还有豢养他的可爱主人。我想必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——他变成这副模样时值十四岁,至今七年,觉得做狗更好。

就这样,我开始了熊生的新篇章。

 

可惜我心底还是有微妙的疑心,决定寻找使我放弃做人的契机——可能是一个上海本地同学问我籍贯的原因,他从每一个毛孔发射出理解与包容的信号。我没有答话。我又该和他说什么呢。他会嘲笑我吗。

实际上,我是南安的普通市民。那是座临江的省会都市。中国诸多省会临江,那里不算特别有名。

四岁的时候,父母对于寡言的我恨铁不成钢,仿佛内向将注定我与外公同样的命运——进入一间南安的电风扇工厂,天天融化金属。外公当时依旧在世,他不得不代替父母照看我。每天看铁水,就像在看血,人是要疯的。他后来的确死于手术台上,地上全是血。

亲戚间有几个传言。一是附属医院的庸医不懂切,二是脑溢血(后来上了高中,我想以上两样都不太符合故事中的现象)。但他已经死了,干涉不了众人的口舌。生老病死本就怪不得任何事物。

之后,父亲把我送了一个私立幼儿园。我在班上有冤家,是个总是拿着枪的小姑娘阳秋。她的家长都是警察,笑起来又格外好看,我简直要为她着迷。

阳秋领着跟班儿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,去开拓大西北。他们喜欢抓小偷游戏,只有持枪的阳秋能当警察,地位自然高。今天,他们一直在我蹲着的沙地边走来走去——哦,原来轮到我了。

“说!你把小丹的东西放哪儿了!”班上没有小丹这个人。他们都不愿意真的贡献出宝贝,时不时捏造个倒霉蛋,专门丢东西。“小偷”是随机的,谁不顺眼就去找谁打架,打完又和好,就是幼儿园的规矩。

“没。”我惜字如金。紧张起来会有些微的口吃,太败坏气氛了。

“你敢骗人——”阳秋旁边的“证人”声音洪亮。可惜是伪证。

“信不信我打死你!”阳秋感受到众人极富正义感的视线,把枪头对准了我。里面既不存在BB弹,也不让我害怕——毕竟是木头刻的,做不出空洞。我并不知道“死”是什么。不知道的东西就不怕。这无疑是阳秋的克星。她也什么都不怕,唯独对冷漠深恶痛绝。

我胆大包天地站起来,把阳秋的枪夺走了。那把枪出乎意料的轻,甚至没有我想的那么大。她没有料到我力气这么大,但没有哭。高尚又勇敢的警察不会屈服于我一个说不好话的小孩。真正让她哭的是老师过来安慰她,劝她分享枪给其他小朋友。阳秋并不是个吝啬鬼,但老师对她说“枪是男孩玩儿的,你该让给林霖”。

林霖是我的名字。我委实不懂阳秋如何挤出豆大的眼泪,一颗接一颗不停歇。她哭得极其厉害,像是要唤来天上的倾盆大雨。年轻的老师不知道阳秋为什么哭,伸手问我讨那玩具枪。我手脚一抖,让木头砸到了地上。好死不死地磕坏了几个角。

一切都并非出自我的本心。我想把枪(阳秋的尊严)还给她。我天生愚钝的脑袋也立刻明白她有一半适合当警察。四岁的阳秋已经具备了一些品质,她只为梦想被性别贬低的那一刻哭。但现在看来,我不该给她扣上这顶帽子。四岁的小孩子怎么可能明白什么是女权。

我打这篇文章时,感到隐隐的害怕。我是一个男人!我竟然用键盘打出了这一切!我略微期待有人来到我的评论区,跳得高高地骂我“键盘女权癌”“明明是个男的,不知廉耻”。仿佛你的性别是罪过。我还没有遇到绝对理性、毫不偏颇的人,但我是熊,熊不受约束,熊能吃人。这才使我心安理得地说了实话——她本能够成为警察,可自那以后,她就不敢再玩“男孩儿”的枪。我国又失去了一名储备人才。

极端的例子不能叫作例子,何况是四岁孩童的戏言。

 

好吧,那就来谈谈我自己。

我小学上的师附小,那是全市顶尖的。一个班六七十个人,老师用音响麦克风讲课。我的数学总是考不过同班的高文。她在娘胎里时被当作了男孩,这才被赋予了看世界的机会以及一个雌雄莫辩的名字。

母亲是教导主任。她跟我讲,女孩只是现在成绩好,我崽(指我,爱称)大一点一定能追上去。我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。倒不如说,我并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我一定要比她好,这点对十岁的我没有意义。我更关心午饭有没有肉。

小学,父母工作都很忙碌。每日就是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他们没有余韵关照我。外公死后,这世上唯一在乎我的大人也消失了。五年级的那次,母亲对我藏起来的、揉皱的不及格卷子大发雷霆。

“你是教师的儿子!把我的脸往哪里搁!”

她脸上有褶皱。我盯着那细细的纹路,绝望了起来。她看起来不像是母亲,而是一个破碎的虫茧。里面诞生的并非令人趋之若鹜的蝴蝶,恶臭侵入我的鼻腔。

“你在学些什么啊!妈妈送你上补习班,给你买教辅,说说看你在为谁学!”

——对啊,我究竟在为什么学习?改错我抄的是高文的答案……那么她是为什么而学习?我为什么非要学习?

“你的目标是重点!南安没有好大学,你必须考出去……”她急火攻心,开始叨叨。母亲不如父亲那样擅长动手,但人愤怒未免都歇斯底里:越害怕,越生气。她怕我走上她的路,去上了南安师范,托关系走后门进了最好的小学,管一群爬树掏鸟窝的小兔崽子。

在母亲的眼里,离开南安只有学习一条途径。我必须没日没夜、呕心沥血地背书。什么素质教育,什么其它能力,全是屁话。披星戴月是我这种人应得的下场。逃出南安!逃出去!她咆哮一般,对我大吼。

“我喜欢……”

喜欢南安——这句话我怎么也没能吐出来。即使我成了熊,我也会是南安动物园里的熊。请让我留下来吧,请不要让亲戚对我指指点点——我多么明白未来!可我不喜欢上海的高楼,那些建筑只让我窒息。不见天日的地铁、厢式公交车全是大型沙丁鱼罐头。

我擦干眼泪,继续打道:

为了响应父母砸下来的巨款,我决定尽学生的本分——不吃午餐,把所有时间节省起来复习笔记;永远塞着播放英语磁带的耳机;无数次被考试弄得紧张过头,胃酸多到剧痛。学习是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的,期末我拿到了优秀的成绩。

诚然,父母依旧责打了我(“你是往死里学啊!”)。我那么努力、那么努力,他们却无视那个过程。我得到那个分数是“聪明”的功劳,得不到都是“粗心”的过失。摸着我的脑袋炫耀的时候,父亲侃侃而谈的是“儿子的成绩,老师说他能上××大学了,在上海”。我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虚荣的工具,或者他们并非想要我为自己学,却喜欢摆弄概念。

高文拿的是年级第一。没有人祝贺她。女孩总有一天会被男孩比下去——这个观念根深蒂固。我知道她的压力比我还大,有次我看见她把手指伸进喉咙。知情的校医治我胃痛,告诉我高文的更严重——她要把胃里的东西都清干净,不然就会考试中“哇啦哇啦”吐一地。

她会死的。我看着她清瘦的模样,全然忘记自己也是学习的奴隶。

公布升学通知的那次家长会,我被留下来帮忙接待,特别留意了一下高文的家属。来人是她母亲,特别纤细的女性,戴着很宽的腕带,炎炎烈日一身长袖长裤,不露丝毫肌肤。她弯下腰在名簿上签字,颈子一圈淤青。

“同学,高文怎么样?”

竟然没问成绩——惊讶之余,我忐忑不安地说:“很好,老师表扬她了。”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老师通常对分数出挑的男孩大加鼓励,高文长年身居高位,周遭早已见怪不怪,没人会说“哇,你是第一名”。她是对手。

“高文……能考进一中吗?”女人嗫嚅着,又问。

“当然能啊!”我肯定地点头。

一中是南安当时最好的重点初中,但只是“考进”,门槛就低了。里面不仅分普通班、艺术班,而且还有实验班、示范班。普通入学考试偏简易难度。高文绝对能进实验班,与竞赛习题相亲相爱。

实质上,家长会之前,我便对于她会进入全市最好的学校深信不疑。唯一的直升名额必然是她的囊中之物。

“她能出去就好……”

此话一出,我便联想到了自己。人的眼睛里不可能没有光。但这个女人真的没有。取而代之,我可以看到她正在承受压垮脊柱的重压。

双亲希望我圆润风光地滚出南安,最好被剥夺市民户籍,改拿一个上海的人才引进。有如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察觉到了高文的家庭,可什么都干不了。这个女人正经受着痛苦。她希望高文别走自己的老路。典型的父母。

她后来被丈夫打死了。高文来学校的某一天早晨,没有买早点。一根油条、一盒草莓牛奶,在校门口的摊位只卖一块五毛。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可是我与高文非亲非故,甚至更像是竞争对手,哪来的勇气去搭话?

直到高考结束,我回母校送礼。以前管这个叫走后门,现在却只是感激,因为小学老师对我们的人生奉献完毕,再无用处。高文没有来。

“高文,怎么了?”

“她初中休学了。当然没脸来了。”嘴边沾了豆浆的老教师说。

“您老糊涂啦,她是退学!”

“啊?”老教师听了旁边数学主任的话,叹气道,“真可惜了,明明上了那么好的初中。”

“为什么?她到底怎么——”我的震惊不言而喻。

“她母亲死了。”

他把豆浆杯重重放下。

“老师,这……”

“据说被醉酒的丈夫拿啤酒瓶砸死的。她死前向邻里大声呼救,但谁都以为像平时一样,马上就会消停了……结果,第二天她被送奶工发现躺在楼道里——

“全身都凉了。”

 

来上海的第一个星期,我是相当喜悦的。现在坐在回去的列车上,悲伤得熊耳都要耷拉下来。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人,是从黑河县那站上来的。他有录取通知信封,大概是新生。

在他看来(由于我们不亲密),我应该是视线黏在手机屏幕上的游戏玩家,一个人模人样的白领上班族。我想告诉他——我去年变成了熊,觉得当熊更好。我是南安的熊,将来还要回去。别对上海抱有任何期待。

到站的时候,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用爪子揉了揉眼睛,木然地瞪着“You Lost”的提示。这局输掉了。

我很难想象我用爪子玩音乐游戏。能精准按键实属奇迹。母亲咒骂我时,我经常错过跳跃的音符。一旦看到“You Lost”,就会想起愁容满面的母亲。我抓起背包,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充电器。我甚至只往裤袋塞了五元纸钞。

进入城区,众多的高楼大厦包围了我。玻璃幕墙映出扭曲而悲哀的景色,大街无限延伸。人类自地铁站涌出,像畜牲似的迁徙,从家到单位,从单位到商场。我是真正的畜牲,却要和他们一起模仿工蜂工蚁罐头鱼,奇了怪了。被晦暗覆盖的、南安的熊,满心想回归大自然。

后记

 

 

构思内有所涉及的:

一些解释似乎有敏感词所以我就无所谓啦……

·地域歧视

·地区差异

·被城市/生计/任何类似的东西所逼迫

·不思考地活着

·父母的梦想

·亲子关系

·性别歧视/家暴

·旁观者

·亲戚关系

·逃离=《黑河》的主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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